张翼 | 中国青年人口的新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社会政策研究

［摘要］通过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对照分析，讨论了中国青年人口的新特征。第一，在总人口中，青年人口占比不断降低，显示出人口金字塔的持续萎缩态势。城市少儿及青年人口占比均高于镇和农村，预示着未来少儿和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将继续增加。第二，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加速提升，出生同期群年龄越小，其受教育程度就越高。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为青年一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但教育扩招与青年人口占比下降的矛盾，会日趋加重竞争不力学校的“招生不足”压力。家庭子女数的减少提升了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支持能力，尤其对女孩教育投资的可能性增大。第三，青年人口的家庭户居住模式，正在从“三人户”向“二人户”和“一人户”转型，青年人口的初婚年龄越来越迟，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呈现出初婚年龄越大，非婚生活人口占比越大的社会个体化趋势。

［关键词］青年人口；普查数据；社会个体化；一人户

当前中国社会变化的最大特征是人口结构的转型——从成长型人口转变为静止型人口，然后转变为缩减型人口。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转型速度日趋加快——在短短20年内，已从成年型人口转变为老龄化人口，然后又转变为老龄型人口。当前青年人口的结构变化，决定着未来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结构变化。而人口结构一经形成，就成为结构化力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改变，所以，青年人口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数据，对这些数据的趋势性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当前青年人口的新特征，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支持青年发展的社会政策，这对激励青年顺利成长，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青年人口占比持续降低

世界各国对青年年龄的上限和下限没有统一要求。有些国家以10岁为下限，有些国家以14岁为下限，还有些国家在区别男女两性性别意义上确定青年年龄的下限（比如美国以10岁为女青年的下限年龄，以12岁为男青年的下限年龄）。在确定青年的上限年龄时，有些国家为19岁，有些国家为25岁，还有极少数国家为40岁。不同国家的社会政策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初婚年龄不同，其对青年的年龄区间定义也不尽相同。

2017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区间确定为14~35岁。鉴于各国人口普查中经常将少儿人口定义在0~14岁之间，故本研究将青年人口的年龄下限确定在15岁。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初婚年龄不断推迟，择业及就业的稳定性也趋于降低，故依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上限确定为35岁是必要的。从图1可以看出，在所示国家中，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长期趋于降低。应该注意的是，中国0~14岁人口占比下降的速度最快。到目前为止，印度、巴西、美国等国该年龄段人口占比都高于中国，仅日本的少儿人口占比低于中国。

在东亚社会，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但因其较早进入工业化社会，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就迅速完成了人口转型，形成了人口增速持续下降的态势。到2020年，日本0~14岁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2.45%。中国这一数据是17.71%，美国是18.37%，越南是23.19%，印度是26.16%。由于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决定着未来青年人口的数量，所以，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未来青年人口的数量将长期处于缩减态势。虽然2021年中国出台了“三孩政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制度红利还没有及时释放出来，最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仍在持续降低。长此以往， 未来人口的缩减态势将逐步结构化。这就是说，由人口金字塔底部造成的老龄化，将持续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口走势。

表1为我们明确展现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这种缩减型态势：

第一，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降低。在“全国”层面，15~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33.51%；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到27.18%（下降了6.33个百分点）。在“城市”，15~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39.33%，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到32.14%（下降了7.19个百分点）。另外，从2010年到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发现镇的青年人口占比下降了6.85个百分点，农村的青年人口占比下降了8.2个百分点。青年人口占比的萎缩，将直接导致未来“36~64岁”成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趋于大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展示的这种变化趋势，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展现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

第二，城市青年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相对较高，镇次之，农村最低。虽然农村的出生率高于镇和城市，但青年人口的流动率远远大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①，这使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青年人口占比高于镇和农村。反过来说，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尽管农村户籍人口的老龄化远远低于镇与城市，但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率，却反倒是农村高于镇与城市。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越稀缺，则农村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会越高。现在，农村青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9.6%降低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21.4%。

第三，生育政策的改革，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从表1的“0~14岁”栏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少儿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与第七次人口普查农村少儿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没有太大变化，但镇的少儿人口占比却从2010年的16.9%上升到2020年的20%，城市从2010年的12.23%上升到15.71%。这说明，一方面是人口流动和随迁子女的进城增加了镇和城市少儿人口的占比，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镇和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补偿性生育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红利。这预示着未来少儿人口与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都将继续增加。

第四，青年人口进城，将加大原生家庭与随迁家庭的分离度，增加中国家庭的总户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户规模。当然，青年人口未婚率或离婚率的上升，也会降低家庭户规模的人口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家庭户人口规模已经从2010年的3.1降低到2.62。因为东北地区人口持续流出，故黑龙江省的家庭户人口规模只有2.13，辽宁省为2.19，吉林省为2.25。而上海市和北京市则分别为2.38和2.3。

二、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迅速提升

青年人口规模占比的缩小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机遇耦合在一起，提升了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这些与青年人口教育相关的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大学扩招为青年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中国教育发生了两次革命性变革。其一，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实施①，从根本上巩固了小学与初中阶段儿童的入学率。“两不愁三保障”②制度的全面贯彻，为那些年均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家庭（同样为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家庭）提供了有力支持，保障了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大约在2010年前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始逐步推广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长期保持在99%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巩固率，支持了高中阶段学生入学率的提升。其二，大学的连年扩招扩充了整个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增加了其人力资本。这形成高位巨大拉力——即以大学入学率的提升激励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从而拉升了高中阶段的入学率。所以，大学扩招带来的影响，既激励家庭投资高中教育，也向上延递研究生教育，增加新生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数。现在，中国既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大学阶段学生数量第一大国。1978年大学招生人数为40.2万人，1980年为28.1万人，2000年猛增到220.6万人，2010年达到661.8万人，2015年达到737.8万人，2020年达到967.5万人，因为大学招生人数的扩充，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也达到110.6万人。

第二，少儿人口增速的下降降低了随后各个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入学压力。如果教育资源有限并叠加学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则学龄人口的入学竞争压力会增大，这会降低农村生源和城市贫困家庭生源的升学率。但如果教育资源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增加，再叠加学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则会降低各个年龄段青年的入学竞争压力，增加同期群青年的受教育机会，主要提升农村生源和城市贫困家庭生源的入学率。所以，中国青年人口人均受教育年数的增加，一方面来源于大学扩招，另外一方面来源于各学龄年龄段人口数量的减少。

从表2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来，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长期处于波动下跌通道。在20世纪80年代长期处于2000万之上，1987年出生了2508万人，达到高峰。20世纪90年代逐渐下跌，到1999年降低到1827万人。在21世纪的头十年继续下滑，下滑到2009年的1587万人，这逐渐引发学术界对人口政策的讨论。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再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出生人口下滑的态势，但在叠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后，2020年仅出生了1200万人，2021年更是降低到1062万人，不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半。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每年出生人口的减少，再伴之以幼儿园数量的增加，提升了学龄前儿童的入园率。在巩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率的同时，也提升了高中阶段的入学率。

比如说，在2000年小学毕业生为2419.2万人，2010年下降到1739.6万人，2015年下降到1437.3万人，2020年回升到1640.3万人。但初中招生人数，在2000年为2295.6万人，在2010年为1716.6万人，在2015年为1411.0万人，在2020年回升到1632.1万人。与此同时，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人数，在1980年为616.2万人，在2000年为301.5万人，在2015年为797.7万人，2020年下降到786.5万人。这就是说，在2020年，大学招生人数已经大大高于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人数。如果没有社会青年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的报考，有些大学就招不满计划招生数。事实上，有些民办大学现在就已经面临招生不足的压力。

第三，家庭子女数的减少提升了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支持能力。家庭既具有生育功能，也具有教育功能。但在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伴随市场对劳动力专业化要求的提升，家庭的职业化和技能化教育功能逐渐让位于学校。义务制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提升了文化程度，而高等教育则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劳动力分流的作用。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子女数越多，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越具选择性与偏好性。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子女数越少，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越不具选择性和偏好性。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则家庭会将所有预期教育投资集中于仅有的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正因为如此，在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家庭子女数之后，父母亲既加大了“孩均投资力度”（将家庭教育投资集中在仅有的孩子身上），也消除了来自于农业社会的男孩投资偏好惯习。父母亲教育投资观念的变化（以及教育扩招所提供的结构性机会），在社会层面直接产生了这样两个结果：其一是各年龄段学龄青年的受教育年数普遍延长；其二是男性与女性受教育年数差距不断缩小，甚至于女性的受教育年数正在超过男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显著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在2020年，在校硕士研究生中女性占比达到52.53%，在校本科生中女生占比达到53.7%，成人在学本科生中女生占比达到60.62%。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在本科教育阶段，在校女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在校男生人数。但在在校大专生和在学网络本专科中，则是男生人数大于女生人数。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越大，则女性为赢得较优就业岗位而不得不进行学历竞争，这是教育扩招与劳动力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能够用于教育投资的份额越大，家庭子女数越少，则家庭对女孩教育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家庭投资选择作用的必然结果。

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2010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为47.44万人，到2015年增加到57.06万人，到2020年增加到99.05万人，增速迅猛。在2010年，普通本科生的招生人数为351.25万人，到2015年增加到389.42万人，到2020年增加到443.12万人。在2010年，普通专科生招生人数为341.5万人，到2015年增加到348.43万人，到2020年增加到524.34万人，自2015年到2020年飞快增长。由此可见，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的这十年，也是中国教育加速扩招的十年。高等教育的扩招，直接改变了新生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使中国加速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 

从表4可以看出，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年人口占比最高。在30~35岁年龄组，年龄越大，“初中”占比越高，各个年龄段青年人口中都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初中”毕业生。虽然大学专科、大学本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这些增加的人力资本，主要堆积在20~24岁和25~29岁年龄段。

比较表4中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经过最近十年的努力，中国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了长足提高。在15~19岁年龄段，“初中”占比急剧降低，而“高中”占比则上升到51.8%，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口会进入大学专科或大学本科继续学习。在20~24岁年龄段，已经有超过一半（51.89%）的青年人口获得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凭。因为该年龄段仍然处于大学专科攻读大学本科、大学本科攻读研究生的年龄段，所以，未来这个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平均文凭水平还将趋于爬升。

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伴随“初中”升学率的提升，仅完成九年义务制教育就参与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趋于下降。在30岁的青年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占比为38.67%，但在35岁人口中，这一比例为44.36%。青年劳动力文凭结构的变化，将从供给侧倒逼需求侧结构的改革。中国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而完成产业升级过程，藉此以创造更多适宜于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需求。如果教育红利不能转变为就业红利，则青年的教育获得就很难通过社会流动渠道的扩展而实现教育收益。

三、青年人口个体化趋势显化

在传统农业社会，或者在工业社会的早期，家庭都是社会的基本细胞。青年人口的家庭化与青年人口的个体化趋势，主要取决于社会文化与法定结婚年龄的影响。但在工业社会后期，或者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以个人状态生活的人口会越来越多，这种趋势叫作社会的个体化——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基本规律是：首先发生青年人口个体化，再发生老年人口的个体化（老年人口的个体化主要由丧偶与离婚引起），然后出现中年人口的个体化。

在法定结婚年龄确定的情况下，家长对子女的控制与约束力越强，初婚年龄就越小；家长对子女的控制与约束力越弱，则初婚年龄就越大。在古代中国，政府越希望恢复与促进人口增长，就会将法定结婚年龄定得越低。除法定结婚年龄外，政府还会辅之以税负和徭役等形成干预力量，如果女性过了法定结婚年龄尚未婚配，就会对其家庭施以惩罚。因为农业社会的人口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所以，婚配年龄越小，生育期就越长，一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就越多，就易于通过多生以保障一定数量的存活子女数，这既完成了家庭人口的再生产，也完成了社会人口的再生产，还可以通过养儿防老以实现代际更替。在这种情况下，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到整个农业社会，中国社会都显示着高结婚率与高家庭化特征。只要家庭经济状况允许，就必然会产生男耕女织的婚姻生活。

在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初婚年龄会逐步推迟，男女两性的实际结婚年龄会越来越大于法定结婚年龄。结婚成本越高、择偶要求越高、家庭生活压力越大、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 初婚年龄就越迟，生育孩子的数量就越少。另外，家庭的生产组织功能也逐渐让位于市场、政府与社会，但却保留了生育功能、养育功能、教育功能和养老功能。即使在西方社会，二战之前的社会存在方式，主要以夫妇家庭为主组建家庭，突出显现了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特征。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婚姻家庭在整个家庭户数量与类型的占比趋于下降，同时伴之以同居率的上升，并出现了同性婚姻家庭或同性同居家庭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出现了普遍化的社会个体化趋势——“一人户”占比趋于上升。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迅速推迟了初婚年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在1980年结婚的现存活人口中，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50岁，女性为22.74岁①。在2020年结婚的人口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初婚年龄的推迟，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最直接最显著的社会反应是夫妇生育子女数的减少。一般来说，女性的生育旺盛年龄介于15~35岁。如果初婚年龄越接近30岁，则留待青年人口婚后的生育年龄段就越短。这会在结婚的青年人口中产生一定数量的“丁克家庭”（在整个婚姻维系期间，都是一对夫妇生活的家庭）。

从表5可以看出，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三人户”占比最大。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镇与城市，“三人户”都是占比最大的户类型。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三人户”的占比数量迅速下降了。城市的“三人户”占比仅仅为22.35%，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16%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二人户”成为占比最大的户类型，在农村、镇与城市中，“二人户”都居于首位。

而最大的变化则来自于“一人户”这一列的变化。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城市的“一人户”占比为17.95%，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到27.53%；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镇的“一人户”占比为14.1%，到第七次人口普查增长到23.81%；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农村的“一人户”占比为12.4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到23.96%，这意味着在城市、镇和农村几乎都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

“一人户”的增加是社会趋于个体化的最强征兆。“一人户”占比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青年人口的结婚率降低了，这使法定结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年龄之差越拉越大。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法定结婚年龄的变化不再影响整个社会的结婚率，也不再影响家庭的存在方式。那种希望通过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而刺激生育的想法，已脱离青年一代的现实需求。其二，夫妻双方在人户分离中增加了“一人户”的比率。在传统农业社会，夫妻双方必须居住在一起，形成“从夫从夫父居”的生产与生活聚落方式。但在工业化之后，因为人口流动与就业地点的分疏性，经常出现“户口登记户”与“人口居住户”的分离现象，也产生了结婚双方居住在不同地点而形成的“一人户”。其三，配偶死亡或离异造成“一人户”。如果说配偶死亡是老年人形成“一人户”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离异是青年有婚配史人口形成“一人户”的主要原因。从最近几年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值可以看出，离婚所造成的“一人户”所占比重正越来越大。城市越大，城市的包容性越强，每年的离结率——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值就越高。其四，现代科技与劳动力的结合，不再易于形成熟人化生活社区，也不再易于形成超大规模的工作熟人化生产劳作单位。工作单位的小型化、科层制的细密化、法定劳动时间的缩减、依靠互联网建立的虚拟办公室、不定时工作参与制度的形成等，解构了原有社会结构，使男女两性不再需要相互依靠、不再需要继续维持家庭必须的性别分工而能够正常生活，这也固化了已有的“一人户”生活方式。

表6为我们呈现了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与单身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管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还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其中显现的一个共同趋势是：伴随学历水平的提升，单身率也趋于上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在各个不同的学历水平上，其单身率都有了长足的拉升。比如说，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在30岁单身人口中，大学专科为18.19%，大学本科为19.67%，研究生为29.15%。但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同样在30岁单身人口中，大学专科上升到25.21%，大学本科上升到28.1%，硕士研究生上升到37.51%。因为博士生需要更长的学习时间以完成学业，其在30岁的单身率更是高达52.33%。即使在35岁的单身人口中，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大学专科为7.76%，大学本科为7.25%，研究生为10.97%。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到35岁仍然处于单身的人口，大学专科为12.54%，大学本科为11.92%，硕士研究生为13.03%，博士研究生为18.21%，说明学历越高，单身率越高。

总体而言，现代化已经并将继续推进社会个体化趋势。当前，发达国家的个体化趋势强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个体化趋势强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个体化趋势又强于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对工作技能的要求越高，需要学习的社会必要时间越长。觅职或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的难度越大，平均初婚年龄也会越大——这是整个社会呈现个体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无疑，在全国人口普查中，不管是未婚单身，还是离异单身或丧偶单身，其之所以会强化社会的“一人户”趋势，其中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城市化与农村宅基地的均等化分配，为单身人口提供了适宜居住的房屋。如果一个社会总的住房数量供给有限，房租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更趋上升，则有血缘关系的人口形成合住家庭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支持青年人口收入增长，或者家庭转移支付能够支持青年人口维持其基本生活，则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就不可避免。

四、小结与讨论

通过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总人口结构中，青年人口占比日趋降低。青年人口占比降低的结果，意味着新增劳动力人口难以补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这将持续降低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事实上，中国15~64岁之间人口，在2013年达到10.1亿之后逐年下降，到2021年降低到9.49亿左右。与此同时，劳动参与人口在2014年达到7.63亿之后也逐年下降，到2020年已经降低到7.5亿多，最近几年，其每年都以300~400万的速度在减少。在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与少儿人口仍然减少的态势中，中国未来的养老压力将迅速增加。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4.2%，这预示着中国已进入老龄型国家，或曰深度老龄化国家。

第二，各年龄段青年人口规模的紧缩，还会直接导致每年登记结婚对数趋于降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30~34岁年龄段人口有1.24亿，25~29岁年龄段人口减少到9184万，20~24岁年龄段人口减少到7494万，15~19岁年龄段人口减少到7268万。虽然普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但这种减少的态势是确定的。由于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影响，女性人口下降速度更快，比如说，30~34岁年龄段女性青年人口有6027万，25~29岁年龄段女性青年人口减少到4368万，20~24岁年龄段女性青年人口减少到3526万，15~19岁年龄段女性青年人口减少到3363万。由此可见，未来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每年的初婚登记对数都将处于递减态势。

第三，人口金字塔底部的紧缩，既会减少相应出生同期群进入九年义务制阶段时期的招生生源，也会减少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龄青年人口。过去十年，中国主要经历了小学学生生源数量占比减少的过程，也经历了小学学校数量日趋减少的过程。但未来十年，即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的十年，将会经历由于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占比下降而导致的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数量减少的过程。在青年人口转型过程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的招生生源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要加强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教育，就应该及时促进高教改革，使其从规模扩张阶段过渡到内涵式发展阶段，从而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在大学教育大众化之后，青年人口的学历竞争就延伸到研究生教育的竞争中。当然，即使扩招给了绝大多数高中生以上大学的机会，但在市场化文凭竞争中，名校仍然具有很强的劳动力分流符号价值。作为文凭的生产与再生产部门，大学之间的竞争，表面上是生源与教学质量的竞争，但在人才市场上，则是学历资本的精细化分级竞争，这将使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的文凭生产打上更为明显的名校与非名校标记。不管是原来的“985”与“211”大学，还是当前的“双一流”大学，都在教育竞争分级中形成导向，成为影响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分流机制。伴随现代化的推进，也伴随教育扩招的影响，教育对劳动力的分流作用，将不再简单以有没有上过大学形成文凭标签，而会以“上过”或“没有上过”名校形成文凭标签，更会以研究生、本科生和大专生等区分文凭标签。

第五，对于青年人口而言，社会个体化趋势日渐使其脱嵌于原有的实体社会结构，比如在形式上会脱嵌于血缘关系、乡土社会、原生家庭等，但同时青年人口也会创造出新的嵌入渠道，比如互联网的圈层化社会，形成与其所处时代的科技创新相一致的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的个体化是否会必然导致个人主义，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和讨论的话题。但个体化趋势必然会威胁以姻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人口再生产模式，日渐衍生出非婚家庭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在发达国家，在每年的新出生人口中，非婚生人口的占比长期居高不下。中国青年适婚人口的单身化趋势，肯定会逐步增加非婚生人口的比重。

第六，老龄化与青年夫妇的少子化趋势，将不仅消解中国原有的家族关系，还会日趋消解原有的家庭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群体，在其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中， 缺少兄弟姐妹意义的亲属关系实践，因而也在代际意义上断裂或缩小了以兄弟姐妹为亲属纽带的血缘关系。另外，少子化时期出生的人口同期群，将计划生育的制度性约束转化为其内在的生育文化构成要件，从而强化了“少生”才能“优生”的家庭价值观，不自觉地复制了其父母亲一辈的家庭人口再生产模式。这种生育文化的形成，以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上升，共同形塑了当前的婚姻和生育观念，使少子化成为一种现代性趋势。而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又强化了社会个体化趋势，这将进一步增加激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成本。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5期

P5-16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廖君颖、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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